新楼街仅百米左右，是沙头角荣辱兴衰的见证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沙头角人与深圳人“偷偷”来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与沙头角仅一界之隔的深圳，也遍地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那时候，虽然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出沙头角和深圳，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年代，香港沙头角人不敢到深圳读书，深圳人也不敢到香港读书，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出入到对方学校上学了。

　　小时候的麦建生和伙伴们，总是对对岸的深圳充满好奇，对“文化大革命”也一知半解，但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从深圳买来毛主席像章戴在胸前或珍藏，“毛主席像章越大越值钱，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还经常到深圳去，和同学去看电影、读毛主席语录、听部队唱革命歌曲。可能当时年纪还小，对很多事不太清楚，所以也没那么多顾虑。”谈起那段往事，麦建生依然历历在目。

　　“但是，那个年代，深圳人与沙头角人的接触和交往都很敏感。内地人不敢公开同我们接触，生怕受牵连。有一次，我买了块手表送给一位内地的亲戚，没想反而惹祸上身。内地的相关人员追问亲戚手表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香港的朋友送手表，一直追查到我身上，直到我解释清楚我是他亲戚，才把事情摆平。当时，沙头角人也不太敢同内地人来往过密。有一次，我去参加香港警察举办的少年警讯，那时我才知道，香港警察从来不招沙头角人入警，因为港英政府认为沙头角人是‘红色分子’。沙头角成了夹在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一个很尴尬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内地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像遮着面纱的姑娘，有些羞涩，有些胆怯。而这时，香港已经很开放了，大街小巷的姑娘小伙们，已经很流行穿红戴绿。这个时期的香港人和内地人，有着很明显的时尚潮流分化。

　　“那时，我给内地的亲戚朋友买流行的衣服，他们都不敢穿，特别是花衣服。现在想想，还真觉得好笑。”麦建生说。

　　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面旗帜，对深圳和香港的影响更甚。在麦建生的回忆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清晰，内地人与香港人的来往也渐渐频繁、自由起来。很多人从深圳到沙头角，源源不断地采购回各种物品。

　　后来，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不仅经济特区的各种政策优惠在全国成了“普惠”，沙头角独特的购物优势也逐渐丧失，两地的物价差逐渐拉近，有的已经趋于一致。同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之后，消费水平与消费选择已呈多元化，这就使得到香港沙头角观光购物的人数连年下滑，并已进入到一个低位，经济学的规律再一次显现出不羁的刚性，沙头角的历史变迁是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个最直接体现。

　　“物价没差别了，内地人及深圳人到沙头角也越来越少了，香港人到沙头角也越来越少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沙头角的没落，也导致了新楼街往日的繁华不再复返。”麦建生无不遗憾地说。

　　结束语

　　本文中的麦建生和黄富，只是香港沙头角６０００多人中最平凡也颇具代表性的两个。一人一故事，一沙一世界，而其他６０００多名沙头角人，也可以轻易地从这两位沙头角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几番风云，几番变迁，演绎了深圳和香港这两座城市的几番荣辱兴衰。沙头角这一小市镇就如同历史的回音壁和镜子，６０００多名沙头角人也正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和延续者，他们共同见证了、也正见证着香港与深圳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 (记者 刘秋伟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