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建生身后的这条街，就是曾经辉煌一时的新楼街。

　　讲述者：麦建生——香港沙头角商会副主席、前沙头角墟村代表，５０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深圳的商品运到沙头角交易

　　站在香港沙头角新楼街街头，麦建生先生的眼神似乎很凝重。

　　整整五十年了，生于斯，长于斯，麦建生先生经历了新楼街由盛至衰的那一段历史，也经历了内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他说，就像做了一场梦。

　　新楼街从头看到尾，仅百米左右，它却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扮演着沙头角热闹、繁荣的标杆，是物质贸易的中转站，也是沙头角荣辱兴衰的见证者。

　　街边，是建于战前的唐楼，共２２座，楼高两层，就像广州的骑楼一样，上面是住房，下面是颇具特色的商铺。

　　从一家紧挨一家的“金行”招牌上，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也可从另一侧面想像当时沙头角及深圳的有钱人的奢华生活。

　　如今，徜徉于这一排香港现存最大的唐楼群前，楼还是那个楼，但已物是人非，人去楼空。店铺里穿梭的，不再是香鬟罗绮，呈现于眼前的，更多的是静得如沉沉睡去的午后。

　　譬如街边的“新隆金行”，门顶上的招牌大红字已经斑驳陆离，店铺里摆卖的也不再是黄的、白的金银首饰。蒙尘的柜台里，摆放的只是少许旧手表。店老板说，金行从他父辈开始经营，已几十年历史，现在虽然生意惨淡，风华不再，但对这里有了很深的一个牵挂，故不想放弃店铺，不想离开沙头角。

　　麦建生的童年时代，或许和内地大多数孩童一样，内心世界总是停留在某一条古老的街道、某一种特别的小吃和某一个特别的游戏。对于麦建生来讲，他的童年，最熟悉不过的就是新楼街了。

　　在麦建生缓缓的回忆中，关于近五十年来深圳与沙头角人们的交往关系，伴随着清晰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历史，一一呈现在记者面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社会风云变化，而位于深圳一侧的香港沙头角新楼街这个小小的集市，却集结了金行、米铺、西饼店、咖啡馆、药店等等，物产丰盛，人声鼎沸。

　　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天色未明，街市已开始热闹。海边的渔民，深圳的、香港沙头角的，将深夜捕获的鱼虾，都拉到街市拍卖：一箩筐或一担，卖鱼者亮出底价，然后众多鱼贩子喊价，价高者得之。这种拍卖鱼市场宛如现在的拍卖市场。竞拍到鱼后，鱼贩子再将鱼拉到香港长沙湾街市零售。

　　鱼市过后，新楼街便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繁忙的时刻。各商铺陆续开门，街头也摆满各种摊档，卖日用品的，打谷的，人流如鲫，一片繁荣。前来赶集的，除了当地的，还有来自深圳及其他地方的市民。

　　“那时的米铺，白花花的大米一直堆到天花板。”麦建生回忆说。

　　中午时分，街道尽头的码头开始繁忙起来，许多拉着满船稻草的轮船从深圳驶来，一靠岸，买卖双方便在码头上交易开来。当时，香港的赛马会已经风行一时，稻草都是用来做赛马的粮草。

　　到了下午，街市又改头换面，变成了卖蔬菜、柴火的市场。当地农民把自家种的菜挑到街市上卖给菜贩子，菜贩子又将菜拉到长沙湾去卖；深圳农民也将木柴挑到这里卖，再换回需要的日用品。

　　总之，这条短短的街市，每天如同一个舞台上的戏子，踩着时点，换上不同的行头，唱出不同的戏文。每一出，都那么生动、热闹，而生机勃勃。

　　而这个时候，内地又是另一番天地：公社、生产队、大锅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凭着各种各样的粮票、布票等，井井有条地分配着社会上短缺的物资。沙头角虽然看起来热闹，但它毕竟只是个小集市，物资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求，更何况，深圳的物价要比香港这边便宜。

　　“那时，新楼街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深圳拉过来卖的，内地人还将杜仲等中药拉到香港沙头角卖，香港人又将收购来的药材转运到台湾等地；在深圳的亲戚还把肉票送给我，我便到深圳买便宜的猪肉；在深圳理发也很便宜，所以我们都常到深圳去理发。但是，香港也有很多便宜货，比如衣服、布料，等等。因此，有不少内地人尤其是深圳人，拿着从内地收购来的银元到香港变卖，２０多块钱的一个银元能卖到１００多块钱。然后，这些人又拿着港币从香港换回布料、鞋等日用品甚至黑白电视机等电器。”麦建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