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国家利益无疑有着很明确的指向。就深港金融合作而言，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还提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深圳将实现特区功能的进一步深化。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

    张建森：我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深化深港金融合作有利于建设中国的全球性金融中心，打造“世界金融第三极”。在当今全球金融体系中，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有两个，分别是伦敦和纽约，世界金融缺少第三极。目前最有可能成为亚洲金融核心的是香港和新加坡，而中国内地城市受金融市场开放、监管环境和税收环境等方面原因，短期内难以形成一个全球性金融中心。作为目前排名全球第三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有着诸多发展金融业的优势，但与伦敦和纽约相比，香港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其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作为小型的经济体，经济腹地不足。香港要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应该加强与中国内地的金融合作，特别是与深圳的金融合作。深港联合共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较大。

    二是深化深港金融合作有利于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通过深化深港金融合作，可以深化特区功能，为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开放探索有益的经验，利用深港金融的局部金融合作，探索防范因金融开放带来的金融风险和危机的有效方法。

    在中国开放进程中，深圳已经发挥了很好的“窗口”作用，在当今金融开放的新历史背景下，深圳应当也可以再次为国家做出特别的贡献，这也是特区功能进一步深化的方向所在。就深港金融合作来说，我们要看的不是自己能够获利多少，首先要考虑国家从中收获了什么。

    在金融合作方面，我们还必须重视特殊的国家利益，那就是金融安全。金融是无形的，而香港金融的国际化程度非常之高，如果不加控制，那么对香港金融开放其实就意味着同时对全球开放，一点突破会带来全面放开，这就直接涉及到金融风险问题。因此，在深港金融合作中必须遵循风险可控制的原则，慎提“融合”之类的口号其实很有必要。

    合作策略

    细节“小”突破 制度“大”创新

    主持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需要突破的就是体制障碍，体制创新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毫无疑问，深港合作的每一项突破都会涉及国家政策的调整，有的时候需要付出较大的时间成本。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在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方面，深圳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执行策略？

    陈秀珍：深港合作进一步加大要素流动自由度，没有必要总是拘泥于“大概念”，总是寄望于国家政策“一步到位”。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在共同发展的“大树”之下，我们其实不妨从“枝节”、细节入手。一般而言，这些“枝节”、细节不涉及大的体制变动，往往只是操作环节如何衔接的问题，但解决之后的积极作用却难以估量。举一个例子，深港两地都很重视发展会展业，会展业就涉及一个非常特殊的物流问题。国际会展业的物流涉及到同一件物品的进口和出口业务，而且都是小额商品。此外，由于许多参展物品是新开发的产品，其品名甚至没有出现在海关目录上，在通关上可能会遇上“身份认定”的麻烦。因此，如何提高国际会展产品的通关效率就是一个现实的难题。会展业的物流问题与国家监管并没有直接冲突，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小问题，但是一旦加以改良，那就会对深港两地的会展业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