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不单是换一面国旗、区旗，更换一些名称便能落实，还要经过一段心路历程，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而这个转变，首先发生在法律制度上。”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区政府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六月十日在香港谈及《基本法》实施情况时说，“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我们掀起了宪制的新序幕，在原有法律不变的原则下，迈进法律史的新里程。 ”

　　梁爱诗表示，回归的意义在于香港回到自己祖国的主权下，虽然香港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制度，我们与内地和台湾、澳门同胞生活在同一个国土上，同为中华民族，共用同一语文，共享同一文化，共有同一源远流长的历史，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归前彭定康的政改，使原有直通车的计划被破坏，如果没有一个机构去执行立法会的工作，整个政府便会瘫痪。因此，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筹备委员会决定设立临时立法会。香港特区刚刚成立，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便受到挑战，幸而法院在短短一个月内便确定了它的合法地位，否则政府无法运作，社会将陷于混乱。

　　谈及香港特区如何完成顺利过渡时，梁爱诗说，“法律制度的顺利过渡，全靠《基本法》作为硬件，本地法律作为软件，‘一国两制’的落实，便可启动运作。回头来看，这些似乎是顺理成章、随手可拾的事，但是当时落实的眩蛔阄馊说馈！?

　　梁爱诗指出，经过两年的咨询，特区政府在二00五年底向立法会提出二00七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和二00八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建议，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立法会议员支持，没法向民主政制发展走前一步。特区政府的策略及发展委员会正在草拟一份政制发展绿皮书，期望谱出路线图，循序渐进地迈向一个适合香港的民主制度。

　　“过渡时期，谈及高度自治，每每简化《基本法》的规定，解释为除国防和外交外，中央政府什么都不要管。要了解‘高度自治’，必须正确认识中央和特区的关系，以及香港的法律地位。”

　　梁爱诗强调说，“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中央在许多方面对特区事务仍有个角色，例如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国防和外交事务的处理，审查特区立法有没有违反《基本法》，在港实行一些全国性法律，政制发展的批准及备案审查等，这些都是对实质主权的行使，特区法院对国家行为没有司法管辖权。”

　　“‘一国’与‘两制’的联系在于授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授权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而承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是整个授权的基础。”

　　梁爱诗指出，回归前，许多人预言香港人将会在共产党统治下失去言论、新闻、学术、信仰、游行示威、集会结社、旅行、职业、生育等自由。回归以后，这些悲观的预测都一项接一项地落空。居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比回归前还多。国际社群都承认：香港是亚洲最自由的城市之一，而我们的人权状况，比有些高举人权旗帜的国家还要好。香港的法治彰显，也是这些权利和自由得以受到保障的原因。

　　香港回归十年来，关于《基本法》的诉讼此起彼落。梁爱诗认为，《基本法》为了照顾社会急速发展的需要，不能写得太详细。“美国的宪法，虽然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诉讼依然不绝；加拿大侧重对宪法予‘与时并进的解释’；而澳洲法院采用依照法律逻辑推论去考虑，可见新宪法的建立，须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并继续发展。”

　　梁爱诗表示，《基本法》的一百六十条条文，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经过法院作出过裁决，透过这些诉讼的案例，《基本法》在普通法制度下得以充实和发展，并充分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十年光景，对一个宪制的成长并不算长。普通法制度得以保留，司法独立，法治继续受维护，是《基本法》成功落实的一些例子。贯穿《基本法》条文的精髓，是“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不过，梁爱诗也不回避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的不足，“我认为，这些不足或过错，并未对‘一国两制’的落实构成重要损害。”

　　新的宪制下，香港有着特殊的地位。“国家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及资讯等服务业。香港地域面积小，受外来经济影响大。内地经济发展迅速，为我们创造庞大商机。香港应该策划在‘一国两制’下如何以祖国为靠山，尽量利用优势，去迎接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遇到许多灾难，仍然屹立不倒。”梁爱诗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一件历史大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会令我们退缩，在排除障碍的过程中，我们显示了坚韧力。走在历史的前头，从来就是最艰苦的，冲击也是最大的，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任务。”

　　面对香港的未来，梁爱诗充满信心。“十年来特区的事情，没法一一说清楚。但愿美好的事物和困难艰辛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化成不灭的因子，有如繁星点点，照引着我们向前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