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中英双方组建深大电话公司，大大改善了深圳的通信条件。随着特区的发展，来投资的港商不计其数，中华自行车厂就是港商北上结出的果实，该厂由三来一补，逐渐过渡到合资企业，并很快做出了辉煌业绩，达到了世界知名的地步。"最辉煌的时候，中外领导人来深圳考察，首选中华自行车厂。"当年参与合资谈判的中方代表钱振湘回忆起在中华自行车厂的经历，颇为自豪。

　　私售属违法港商不敢来

　　说起中华自行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提到阿米尼自行车，大家就耳熟能详了；说起中华自行车，就不能不提到施展熊，这个在福建出生，从小跟着家人定居香港，后来又在台湾工作的港商，"相当聪明！"当年成立合资中华自行车公司时的中方代表，后来成为公司副总经理的钱振湘这样评价他。1972年，施展熊在香港的大寰自行车公司事业刚起步，但由于零件质量不行，人工成本高，他的自行车出口生意惨淡，几年发不出员工工资。

　　后来，邓小平决定搞深圳特区，施展熊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他让自己的表哥从1979年开始就在内地活动，想找内地的企业合作，当时的"凤凰"、"永久"都很"牛"，对他们递来的橄榄枝不屑一顾。直到1982年，通过介绍，他才找到了深圳轻纺公司，与其下属的深圳自行车厂合作搞来料加工。深圳的生产成本比香港便宜得多，尤其在工人工资方面相差悬殊，当时香港工人的月工资800多元，而深圳则只要150元。

　　当年，施展熊从台湾进口了5000辆自行车的零件，在深圳组装成型，但因出口受阻，最后被深圳自行车厂当时的厂长运到了东北老家出售，那时，自行车是要凭票购买的，私自售卖属于违法行为，这位厂长因此被革职。因为这件事，加上对内地局势不放心，施展熊不敢再来了。

　　拟合资合同背熟企业法

　　直到1983年4月，深圳市政府率团到香港招商引资，宣传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施展熊才答应继续北上。4月份，深圳市自行车厂与施展熊签署协议，将来料加工改为合作生产。

　　当时的深圳自行车厂十分困难，职工发不出工资，女职工靠做胶花赚点手工钱，而男职工则靠帮人打铁皮房为生。1983年底，钱振湘从市政府公交处调到自行车厂。上班那天，他发现自行车厂什么规章制度都没有，每天点完名就由厂长派活计。钱振湘被派去时，领导说让他当厂长，他看工厂这个样子跟农村生产队差不多，于是将所有合作协议拿出来研究，看到与施展熊签署的协议什么具体的内容都没有，完全就是港方要求怎样就怎样，认为"搞不下去"。

　　钱振湘打了4次报告给上级深圳轻工公司，与港方也谈了多次，最后对方终于同意重新签订合同，"干脆搞个合资企业"。当时，深圳的合资企业很少，只有东湖宾馆等寥寥几个，而且是中方出地，港方全权管理。在制造行业，把钱拿到一个袋子里一起搞合资企业，还没有一家。

　　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钱振湘只好自己动手拟合同，唯一可参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他都能背诵下来了。整整4个月，双方就汇率问题争执不下。最后，施展熊拍板：也不讲汇率了，双方各出一半钱。最后，合同约定，香港大寰出资1200万港币，深圳轻工公司出资340万人民币，按照汇率，双方的资金差不多，各占50%的股份，风险和利益共担。深方提供土地、厂房，负责财务和管理。港方管生产，成立深圳中华自行车公司，上级单位轻工公司（原轻纺公司分成了纺织公司和轻工公司，自行车属于轻工公司）的人担任董事长，施展熊担任总经理，钱振湘担任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创造阿米尼港商获名利

　　为使施展熊一心一意办好这个公司，钱振湘费了不少功夫，让他下决心关掉了香港的工厂，他对施展熊说："将来你绝对是名利双收！"1985年1月16日，深圳中华自行车公司投产。"实际上，那时我们还不具备投产的条件，是想逼施展熊破釜沉舟而已。"钱振湘说，按照合同承诺，资金、材料都必须由深方来解决，而他们又没有采购国外材料的经验和外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立刻在香港注册了CBC香港公司，进出口业务由施展熊的大寰公司代理。

　　当年，深圳中华自行车公司账面亏损30多万元，但次年自行车公司就开始赢利。说起合资初始的艰辛，钱振湘有说不完的故事。因为没有钱，他和施展熊出差住的都是最便宜的小旅馆，炎热的夏天连个电扇也没有，热得睡不着就只好赤膊聊天。原来每人每天至少要抽一包烟，为了省钱，两个人两天才抽一包烟。

　　经过努力，从1986年开始到1992年，中华自行车飞速发展，业绩呈直线上升。1988年，自行车公司与英商合作，创造出了第一个冲向世界市场的自有名牌产品"阿米尼"，从而向"委托设计制造"的"高境界"迈出了一大步。1992年公司的产量达到了180多万辆，产品出口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在国内机械出口排名中名列第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单家工厂出口企业。

　　当年，钱振湘承诺施展熊"名利双收"也得以实现，施展熊当选政协委员，成为了外商投资会副会长……他的座驾，由最开始的二手宝马，升级为二手奔驰，后来又换了一辆"总统"。

　　中华名声响领导频视察

　　在中华最辉煌的时候，美国、英国、澳洲最著名的自行车品牌都主动参股，而这些从来不与外人合作的知名公司的加入，也让中华自行车在世界上名声更响，订单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工人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月收入达到两三千很正常，这个工资水平在深圳乃至全国，都是最高的。刚刚有"万元户"说法时，中华自行车公司一名工人因工死亡，就获得了8万元的天价抚恤费。

　　那时候，能进中华厂，穿上绣有"CBC"字样的淡蓝色工作服，是一种骄傲和幸运，中华自行车公司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现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的陶华亮，当年在内地已经是处级干部，他为了进中华自行车公司，甘愿从一名普通的车间调度做起。

　　彼时的"中华"，地位不比此时的华为低，但凡有中外领导人来深圳，视察的企业肯定首选"中华"。如今，"中华"的资料库中，仍保留着大量当年领导人视察的照片。

　　1993年底，欧共体反倾销条例生效，"中华"从此陷入困境。后来，港方资本逐步退出，施展熊也撤离了"中华"。现在，中华集团除了生产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还投资高新科技、物业管理和房产经营开发，进行多元化发展。

　　不过，"中华"是个早期的特例，更多的大型著名合资企业，是中方资本逐渐退出，而外商通过增资控股、收购等形式，转化为外方控股公司。这种轰轰烈烈的现象被戏称为合资企业的"离婚潮" 。2002年以来，中国迎来了新的外商投资热潮，独资首次超过了合资。合资时代的逐渐终结，是从管理角度出发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下回预告：虽然港资不断进入，但特区建设仍然缺乏资金。1982年，胡耀邦来到深圳，鼓励深圳集资办企业，并提议发行股票。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应运而生，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诞生……）

　　深港史话多劳多得冲击计划经济观念"中华"飞速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那时讨论的最多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几乎在"中华"没有出现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开放意识浓烈，政府各个部门在外汇、贷款等各方面给予了灵活和强大的支持。

　　钱振湘说，合资双方关系处理得好、政府的支持、严格的管理都是飞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许多人都说，合资企业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我很不认同！"钱振湘说，当年香港的企业，都是从小作坊做起的家族企业，优势是比较灵活，但没有系统的管理架构，谈不上什么先进的管理，双方合作"中华"时，财务和管理都是由深方来做，技术和生产由港方负责。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来到中华前就具备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只是被计划体制所束缚不能发挥。合资给我们带来的，其实是市场以及由市场带来的观念。

　　说起观念，史蒂芬是不能不提的关键人物，在"中华"的历史上，这个英国人的贡献不可磨灭。史蒂芬当年在香港代理施展熊的自行车出口，后来也成为中华自行车的代理商，每出口一辆自行车他就提成一美元。史蒂芬的工作热情让钱振湘至今不能忘怀，在中国的半个月春节假期间，史蒂芬却没有休息，而是用１４天的时间，跑了１０个国家。中华的市场，可以说是他打开的，许多重要的订单都是他拿下的。

　　在订单多得干部都要下车间搬运货物的时候，中华的职工常常连夜加班，有一年忙得连春节都没过。"市场经营观念其实是最大的冲击！"负责阿米尼自行车生产的制造部副经理谭维湛说，过去国营工厂都是计划经济，产品由国家调拨，产品卖不出去就由国家养活，而现在大家都按订单生产，客户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订单完不成，大家都别休息，完成了多少就有多少报酬可以拿，没有订单大家就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