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首家"三来一补"企业来深落户，农民放下锄头成了工人，拿到高薪尝到甜头。不久以后，宝安县一位副县长带队赴港学习养鸡技术，宝安县还在新界办了一家试验养鸡场，这家鸡场带动了宝安县养鸡业的大发展。五年之后，深圳鸡只出口从过去每年的4万只发展到1000万只，占供港鸡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请示公安厅香港办鸡场

　　话说1978年7月的一天,宝安县分管边防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定，带着一份《派人到香港办养鸡场的报告》风尘仆仆直奔省城广州而去。其此行是找到时任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宁,希望王宁能开个口子，同意宝安县派20人去香港新界但管辖权属中方的土地上办养鸡场，这也是宝安县头一回派人到境外办厂。

　　5月19日下午，满头银发的原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提到这一段时，激动地打着手势，脸上绽着微笑。正是这个养鸡场的建立，打开了向港人学技术学管理的通道，为后来深圳养鸡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这件事也成为宝安县引进香港先进技术获得成功的一个突出典型。

　　且说当年的边防管理较严，虽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度开了耕作口，允许农民过境耕作。但文革时期，这种灵活的管理方式，突然被视作"向洋、慕洋、靠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当年割"洋尾巴"运动中，封掉了边防线，关闭了耕作口，直至1978年才再次放开耕作口。按照当时边防管理的规定，沿线虽然开了几个耕作口，却只有公社的党员或农民积极分子，肯定不会逃港的农民才可以过境耕作，且必须早出晚归，不得在香港留宿，否则视作违法。

　　而如果派人去香港办厂，就必须长期住在新界，这在此前的边防管理中未有先例。"那时的领导还是很开明的。"方苞说，王宁接过报告后批示"可以先试验"，这一批示给当时一心想把农民的生活搞上去而又被捆往手脚的宝安县委松了绑。

副县长带队新界学养鸡

　　且说李定从广州回来后，县里就忙着选人去新界养鸡。后来确定在与新界一山之隔的莲塘挑选了20个表现比较好，且不会逃港的贫下中农，不日就到了香港新界的山坡空地上，办起一个五万只鸡规模的"试验养鸡场"。其时，无论是鸡苗、鸡饲料还是搭鸡舍用的铁皮，无一不是从香港进口，当然还包括养鸡的技术。

　　其实，早在李定赴广州之前，宝安县的一位副县长已率领一干人马前往香港新界参观学习现代化养鸡技术。去香港"偷师"实属无奈之举，方苞回忆，到至1978年，宝安县每年出口活鸡为4万只，因为传统养鸡规模小，死亡率高，收益低，养鸡业怎么也发展不起来。

　　过去，出口到香港的鸡只能通过国家指定的外贸公司收购，出口鸡多是从龙岗收购上来，然后经文锦渡运到香港，鸡收上来运到文锦渡就到了中午12时，等到海关人员下午上班时再过关时，活蹦乱跳的鸡就已蔫了不少，加之工厂多是用钩子钩鸡，不少鸡不是断头就是少脚，这些鸡就只有在文锦渡关口当"傻鸡"卖掉，每只5毛。因为鸡肉卖成白菜价，也打击了公社养鸡的积极性，宁愿留着自已吃也不愿卖，这样更是制约了养鸡业的发展。

养鸡大发展年产三千万'

　　试验养鸡场之后成了宝安养鸡业名副其实的领头羊，自试验养鸡场办得红红火火之后，为了将从香港学来的先进技术推广，宝安县决定分期分批在各乡镇农村兴办集体养鸡场，规模从五万只至四十万只不等。无一例外的是，凡各乡镇兴办集体鸡场，饲养员都必须到试验养鸡鸡场培训实习方能上岗。

　　方苞称，饲养员选的也多是一些不会逃港的"又红又专"的农民，在进入养鸡场之前，先被派到新界的试验鸡场培训半月。一两年间，几十个公社办起了鸡场。最初鸡场的鸡苗也多是从香港引进。养鸡的规模效益出来后，也带动了集体和个人兴办鸡场，三五年间，几百个集体和个体鸡场办成功了，活鸡年上市量达到3000多万只，其中出口香港1000多万只，占香港活鸡供应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样，宝安多年发展不起来养鸡业的局面也成为历史。

　　深圳建市后，还成立了一家养鸡公司（即康达尔集团公司的前身），全套学习香港养鸡模式。当时深圳市养鸡公司还与鸡场签订合同，鸡场基建向银行贷款，由养鸡公司补贴三年利息，鸡场九年全部折旧还贷。养鸡公司负责供应种苗、饲料、负责收购活鸡运输出口。双方年初商定购销价格，按商定价格，养鸡场只要成活率达80%，每只鸡就可赚1-2元。市场价格浮动的风险则由生产者承担。两种购销方式并存，促进了养鸡业的发展。

带动加工业外资来试水

　　由于养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医药、饲料，一年后,深圳办起了制药厂、饲料厂。泰国华侨谢国民1980年访中国后，投资1000万美元与美国康地谷场公司合作，在深圳创办了一个现代化的饲料养鸡场--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从而从中国政府领取001号营业执照，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外资独资公司，年产饲料30万吨。约定深圳的鸡场用他们的饲料，方苞任公司的董事长，按15％的利润为董事长发工资，其实是相当于上交给深圳15％的利润。

　　"深圳大规模地发展养鸡，也是因为当时省外贸厅长冯学彦给了我们一个政策。"方苞回忆，他当时问来深调研的冯学彦，"上面究竟让我们发展多大规模？"，冯回答称，"如果你们能发展到出口1000万只鸡的规模，想要多少配额都满足你们的要求"。

　　1983年，国家畜牧总局也在深圳办了华宝养鸡场，之后深圳开始有了自已的孵化基地，自已的制药厂，节约了大量的外汇。

　　当然，在养鸡业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失败的个案，像当时外贸局在上步办的一个养鸡场，因为1979年的一场台风，鸡场的鸡死个净光，最后只好放火烧了那些死鸡。

　　除了养鸡，宝安人还养猪、养鱼，养殖业使他们迅速致富，横岗镇农民钟××有两个儿子外流香港，她靠养猪、磨豆腐致富，年收入超万元，接着她又发展养鸡业，劳力不够，就把外流香港的两个儿子叫回来，活鸡饲养量很快就达数万只，年收入数万元，成为宝安县勤劳致富的典型。1982年宝安县委、县政府召开勤劳致富农民代表会议，表彰钟××等10个典型。之后，越来越多外逃香港的青年回乡定居搞养殖，非法逃港的越来越少了。

（下回预告：随着宝安供港活鸡、蔬菜、鲜鱼的增多，宝安成了供港消费品的基地，圆了李先念的愿望……）

深港史话

引进香港资金发展宝安渔业

　　与养鸡相比，宝安的渔业发展则除了学习香港的技术，还充分利用了香港的资金。1978年，宝安仅有7000亩鱼塘，但两三年后，深圳的鱼塘达到7万亩，而这些鱼塘基本上都是香港公司开挖并养殖的。

　　当时考虑到养鸡业的迅猛发展，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县领导就确定"种养结合"的路子，即在果园里、鱼塘边办养鸡（猪）场，在养鸡（猪）场附近办果园和挖鱼塘。万株荔枝树、千亩鱼塘分别与十万只鸡、一千头猪相配套，鸡猪粪便作为荔枝的肥料和塘鱼的饲料，既避免污染又节约成本。

　　当年的宝安县虽有心发展渔业，无奈无钱掘鱼塘，挖大型鱼塘需要大型的挖土机，每个鱼塘成本达到300元。方苞称，当时，宝安县能够为他所用的机动资金仅有20万元，不要说挖土机，连拖拉机都买不了多少。

　　香港商人闻讯而来，他们找到宝安县政府，表示想租深圳的鱼塘。他们愿自带挖土机来挖鱼塘，并且派技术人员过来养鱼，还要雇用宝安的人工。他们投资鱼塘，约定7年的经营权回报港人投资，9年后鱼塘所有权归还当地。像当时一直在争取的老统战对象港人郑桂芬等人，相继来宝安洽谈鱼塘承租一事。至1982年底，深圳鱼塘发展到7.76万亩，几乎都是港人来挖的，而且所产的鱼也是供港。

　　在与香港的交流中，深圳引进了不少优良品种，推广了先进技术。深圳引进了石斑、加洲鲈、福寿鱼、白鲳、盲曹等鱼种，鸡种方面引进了石岐杂种鸡，肉猪方面引进了斯格、大白、长白、杜洛克瘦肉型等品种。

　　除了养鸡养鱼，港人还过境来种菜。港人一过来，就是承包数千亩的菜地，他们种菜的方式和宝安的农民不同，其时宝安农民以种菜心为主，港人则根据香港的市场行情，什么俏销就种什么。像当时宝安人根本没有想过，也没有人吃的豆苗，因为香港人喜欢，他们也大量种植。在科学种菜上，受雇于港人的农民学到了技术，宝安生产的蔬菜品种也丰富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