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特区开发首选罗湖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而平息这场风波的广东省委，对于这块划出来的土地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灵活政策究竟可以灵活到什么程度，却依旧是一片空白，毫无概念。对于新中国来说，这样一块试验田的运作是没有先例和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的。

　　据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回忆，当时一位新加坡朋友曾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在大陆办一个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或者干脆学习香港，搞个自由港。并且肯定地说，如果敢办，经济发展就会最快，因为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时，国外有不少发展成熟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于是，走出去学习便成了特区政策立法的预习课程。

如何建特区组团去考察

　　1980年9月26日，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协议，由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以及深圳和厦门两市组成的经济特区考察组，在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的带队下，开始了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考察。整个代表团由10个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成员包括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黄施民。

　　从9月26日到11月1日，考察团取道香港考察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的6个国家10多个城市。秦文俊说，考察团在新加坡、爱尔兰等国家，详细了解了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以及边境工业区的各种做法和规章制度。回来之后，大家又在一起讨论分析了各国开发区和加工区的得失利弊，"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据当时随团考察的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后来回忆，江泽民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当时他把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以及的香港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内地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在这种构想中，自由贸易区被列为深圳特区发展可能的模式。十多年后，深圳再次明确提出争取自由贸易区的梦想，可以说当时的考察中已经勾勒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小平亲拍板深圳叫特区

　　在考察团走出国门之前，关于在深圳、汕头等地划出来的这块地叫什么名字，官方迟迟未有定论。吴南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回忆，"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好呢？叫出口加工区，就会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把资本主义摆在了脸上，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实在不像。"当时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一直也没有拿定主意。而自由贸易区被否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保持社会主义性质"是原则大事，绝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区的名字也关系到特区的定性，马虎不得。

　　难题上报到了省委，随后又汇报到邓小平那里。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深圳、珠海、汕头等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该叫什么名称才好？"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自由贸易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邓小平当时给了一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吴南生说，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句话就好办了。

　　《江泽民传》中谈到1980年出国考察时也提到，中央再三交待负责带队的江泽民，学习这些地区如何利用外资、物资和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考察回来后，江泽民和秦文俊他们经过反复讨论，写出了一份《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上报中央，其中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

特区制政策港人来献策

　　特区定名之后，首要的事就是起草一部规范的《特区法》、《特区条例》.一些香港朋友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特区一个重要问题："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丁励松（原陶铸秘书）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送到了省委审定，省委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而这些香港同胞则毫不客气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大部分香港同胞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大多是不可以这样，不能那样，应该怎样。说得不客气些，我们感觉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香港同胞的批评意见使起草者深受启发，马上调整思路，着手重拟"条例"。随后，广东省人大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全国人大通过，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深港贸易区至今在路上

　　之后的多年,建立一个直接与香港对接的自由贸易区，成为深圳走向更广阔国际市场的一个梦想。在深圳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以不断加强深港经济合作为基本思路。

　　80年代末和90年初讨论深圳的发展战略时，主流思路是"放开一线，管住二线"，放开一线就是要深圳和香港开放边界，实行货物、资金的自由流通；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深圳市提出的深港衔接方案，也是按照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的概念进行设计的。

　　香港特首董建华2001年也曾提出"建立深港自由贸易区"，但之后再无下文。在中国加入WTO后，保税区所享受的优惠政策逐渐在全国普惠，一条更现实的路摆在深圳面前：将范围更小的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而在保税区转型建立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第一个试点已经确定为上海。

　　深圳没有搭上自由贸易区头班车，但这个自特区建立便有的构想，深圳人还在争取实现的路上。

（下回预告：在特区建设尚未进入操作阶段之时，一些"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在深安营扎寨……）

深圳农副产品打入香港市场

　　在深圳特区成立之前，民间曾有人赋词形容深港两地关系是"一河相隔，不见故人来作客。一水相连，隔岸南耕一片田"。而在封闭的国门被开启后，热闹起来的深港贸易，使两地市民成为收益者。

　　据宝安作家廖虹雷在《深圳河畔》一书介绍，当时深圳鱼、虾、蚝、蟹等水产品丰富，花生、甘蔗、荔枝等农果产品多产，但对外贸易是"禁区中的禁区"。当时内地出口到香港的农产品要先通过专列从郑州、上海、武汉、长沙运到深圳，再用车运到文锦渡桥头。由于大陆的汽车不能开过边界线，到了桥头要把猪鸭等家畜赶下车来，一直赶到桥的那一边。于是，这边深圳农民的鸭子卖不出去，那边从北京运来的鸭子却在路上颠簸饿死过半，剩下的一部分也要在深圳养肥了再运到香港去。

　　据宝安县地方志记载，在农民们的强烈要求下，县革委会和公社的负责同志曾"先斩后奏"，在没有对香港贸易权的情况下，就把深圳的鸭子从深圳河赶到香港去出售，这件事后来还被定性为"深圳走私鸭子"事件，差点遭到批判。

　　而特区成立后，深港边境的小额贸易便得以恢复，先后开放了6个边境贸易口，允许农民把一些农副产品和鲜活商品、土特产卖给香港人。1979年3月6日，深圳下发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1980年11月28日，深圳市又下发了《深圳市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之后，深圳利用在香港新界4000亩耕地发展蔬菜基地，并开发了2万亩蚝田，在新界种植的鲜花、蔬菜、蚝以及其他经济作物，都可以直接进入香港市场出售。

　　贸易大门一敞开，不仅深圳的农民开始干劲十足，香港家庭主妇买菜也有了更好的选择。据当时的菜农回忆，在宝安这边，菜农们每天晚上9时到菜地摘菜，然后连夜清洗捆扎。第二天早晨，从深圳运过来的各种新鲜翠嫩的蔬菜、生鲜的家禽海鲜，便已摆到了香港菜市场的铺面上。

　　香港市场的旺盛需求带动了深圳的农业发展。随后，宝安县委领导到香港考察当地养鸡业，回来发动办起了大小10多个养鸡场，不少捧着铁饭碗的人主动提出停薪留职，承包了20多亩山地，办起了家庭养殖场，走上了富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