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谋求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利益，英国人在港持续采取自由港和自由经济政策，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制也开始从早期的歧视政策，转变为对部分华人精英的笼络怀柔。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香港奠定了亚洲重要转口港的地位，并成为远东地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际城市。

批准贩华工赚得巨额税

　　打通九广铁路，实际上是为英国在中国大陆谋取更多经济利益开通了渠道，同时为香港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转口贸易、走私鸦片以及贩卖"华工"，是香港岛的三项重要经济收入来源。

　　英国一占领香港岛，就将其宣布为自由港，在早期的香港，转口贸易为香港带来巨大收益。1880年中国出口货值的21%、进口货值的37%均经过香港，这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鸦片走私给英国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是港英政府重要又可靠的收入来源。19世纪末，每年输入香港的鸦片超过7万箱，绝大部分被转销到中国内地。同时，每年有价值数百万元的白银由中国内地经香港流往国外。

　　另一项令华人遭受耻辱的经济产业是"卖猪仔"。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澳洲也发现金矿，不少贫苦的中国老百姓赚钱心切，常被拐骗到海外去做华工。占据地利的香港商人成为招募华工，转口出国的重要中心，由于华工所受的非人待遇，常被成为"猪仔"，一次被卖的华工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这种奴役华工的罪恶行为，由于可以带来巨额利润，港英政府竟然以"自由移民"的幌子，批准这种贩卖人口出洋的"猪仔馆"合法化，从而可取得巨额纳税。据统计，从1883至1898年，经香港去外国的华工累计达99.1568万人。

　　英国占领香港初期，香港财政入不敷出，需要英国政府的补贴，但是十多年后，就取得财政平衡，奠定了日后繁荣发展的基础。在政府管理机制方面，香港也建立了初步完善的司法管理体制，警察是管制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英人搞隔离华人受歧视

　　这一阶段，港英政府对本地华人居民也采取种族歧视的政策管制。初期的香港社会，到香港的英国人，除了英国派来的官员外，大部分是敢于冒险的商人和海员，英国商人大部分从事鸦片贸易，对华人歧视严重，他们也是一直积极鼓吹占领香港的英国人。

　　从第一任港督上任开始，就下令中环一带的华人迁出这一区域，让白种人居住，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英国人认为，"把华人迁走，尽量防止他们与英人混杂在一起，是符合社会利益的"。因为他们认为华人修建的房屋卫生条件差，而且语言不相通，容易产生摩擦。直到20世纪初，这种种族隔离的政策一直存在。1918年，港英政府的立法局还通过一条《山顶居住条例》，规定所有居住在山顶的人士，必须得到行政局的批准。据历史学家考证，从1918年到1941年，只有一个纯粹华人曾经获准居住在山顶，她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另外，有混血身份的华人家族何东家族也可以居住在山顶，何东也就是何鸿燊的叔公，何氏是20世纪上半叶香港最富有的家族。

离奇面包案放倒四百人

　　由于英国殖民者对华人的严重歧视，华人的抵抗也贯穿整个19世纪，最为知名的当属"毒面包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很多华人纷纷离港反抗英国人，很多华商也关门返回乡下。一些不甘心被英国人统治的原住民开始在街头发布通告，警告那些跟英国人做生意的华人。

　　港岛有一个叫张亚霖的商人，他开办了一个面包馆，当局允许他的面包可以供应给英国人，因为其他的华人反抗英国人，他却乘机扩大生意规模。1857年1月15日，突然在全港爆发了一场轰动全世界的案件，400多名英国人因吃了他供应的早餐后突然腹痛、呕吐，经医生检验，发现面包含有砒霜，因药量过大，食后不久即呕吐，大批英国精英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当时港督宝灵的太太。

　　事后，港英当局调查了张亚霖发现并非他投毒，因为他的家人也中了毒，此事至今都是一个悬案，但足见华人反抗英国人的决心，而此事在国际社会影响之大，就连马克思也对此写专文加以评论，他认为，中国人在面包中投毒报复，和英国等"西方大国"以贩卖鸦片公开全面施毒于中国人的行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鸦片这种毒品在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对于中华帝国的道德、健康和物质利益发生致命影响，中国人怎么可能把这些西方大国当作朋友对待呢？"港督变思路华人做议员

　　在华人不断制造的反抗事件的影响下，英国人也逐渐意识到必须跟华人合作，而同时华人人口急速增加，华商也逐渐崛起，到轩尼诗当港督时，华人已经成为掌握香港收入最大部分的人，政府收入的90％也来自华人。港督轩尼诗也是19世纪最支持华人发展的一任港督，他积极寻找机会，帮助华人进入立法局。

　　1880年，有一位立法局议员休假，轩尼诗就委任伍廷芳暂代，伍学贯中西，也是香港第一位执业华人律师，这位日后曾担任广东省省长的中国人成为了第一位华人立法局议员。1883年，伍廷芳再次被正式任命为立法局议员，打开了华人进入政治圈的门缝。从1880年开到1941年，先后有17位华人担任华人立法局议员，其中有多位是祖籍新安县的人士，包括罗文锦、刘铸伯、周寿臣人。

　　另一方面，在新安县原著民集中的新界地区，港英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采取了由当地的乡绅管制和警察管制相结合的治安方式。虽然港英当局拥有非常集中的专制权力，但这些权力却甚少被运用于新界华人事务的管理，香港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华人新富与英人互不干涉的政治关系，华人社会实质上而非法律上是一个自治社群。

　　（下回预告：港英政府对本地华人由初期的歧视改变为后来的怀柔吸纳，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而民主革命的萌芽也在一河之隔的深圳冒出来，孙中山转战香港、深圳，开始发动三洲田起义……）

深港史话

早期街道名称取自港督名字

去过香港的人都会发现，香港的街道名大都从英文名翻译过来。实际上，许多街道名称取自当时管制香港的港督名字，这也是殖民政府为了控制香港、实现文化侵占的一个办法。

　　在十九世纪，很多香港的街道名都是来自历任港督和英国的高官。譬如以首任港督扑鼎查(HenryPottinger，1843－1844)命名的的"砵甸乍街"，第二任港督戴维斯(JohnDavis，1844－1848)命名的"爹核士街"。本文所提到的轩尼诗港督的名字，也成为今天港岛最繁华地区的一条街道名。位于港岛中西区的坚尼地道、坚尼地街和坚尼地台的名字的由来是源于香港第七任港督坚尼地(1872年上任)。今天九龙最主要的弥敦道，就是取自第十三任港督弥敦之名。曾经划定深港两地界限的骆克也在香港留名，在铜锣湾的确有一条"骆克道"。

　　还有一些曾经在鸦片贸易中获得巨额贸易的英国商人的名字也被取为街道名，铜锣湾怡和街的得名是因为这条街是怡和洋行早期发展地产时建成的街道；另一条毕街，其实是以一间叫"Burd"的洋行命名的。

　　在华人开始发展起来后，一些华人精英的地位变得重要，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街道名中。譬如旭龢街，就是取名于华人太平绅士罗旭龢的名字。

　　直到二战后，香港发展愈来愈快，有更多新街道成立，但是政府命名时不再使用政府官员的名字，所以战后的港督名字都没有出现在香港的街道名中，这时候的街道命名有了更多的中国味。譬如以旧村落命名：九龙城福佬村道、马头圈道、蒲岗村道；还出现了以国内地方命名的上海街、汉口道等，还有中国的吉祥地名，譬如鸿图道、凤仪街、鹰扬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