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首设新安县，抗倭能力大增，深港边民重新安居乐业。然而，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廷为镇压南部沿海抗清复明志士发布的一纸"迁界令"，却给新安边民带来长达8年的迁徙之苦，这也是深港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由南往北回迁史。

封锁郑成功下达迁界令

　　清朝初年，反清复明志士退守东南沿海继续抵抗，其中力量最强大的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他拥有强大的水师，其部下同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交往密切，除交换生活必需品外，还到东南沿海岸边种庄稼。加上很多士兵本来自福建和广东沿海，亲戚往来十分频繁。清政府为了斩断东南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发布"迁界令"。当年12月颁布的《严禁通海敕諭》称："郑成功盘据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

　　随后，朝廷派官员到东南沿海各村张贴告示，但老百姓哪能说走就走，有的老百姓念着庄稼需要收割，有的想着台湾的战火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烧到这里来，有的还心存侥幸以为皇帝会改主意。于是，清廷派出大批官兵强行驱赶,并强行毁坏田舍、村镇、城廓，百姓限期搬出，违者以军法论处。初迁时，只限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被迫北迁的深港百姓只能带着可随身携带的小家当仓促上路。

新安无百姓知县奏请撤

　　被迫离乡的百姓开始还指望很快就能回迁，但官府动用军队，挖界沟，筑界墙，设烟墩，严禁任何人进入界内，越界者死。回迁无期，随身携带的银两也用尽了，生活无着，出现了"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其弟"的悲惨场面。丈夫哭着送妻子"跟他人去作为婢女，免得大家都饿死"，做父亲和兄长的眼含泪水让儿子或兄弟"暂且到人家去打工养活自己"，即使是一些大富人家，有的也被迫转做奴婢，有的无处安身只能去投军，还有一些年老体衰最后毙尸路边，惨不忍睹。

　　到康熙年间，"迁界令"仍一道又一道地颁发。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新安县居民已内迁50里，迁出区域占整个新安县域的三分之二。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內迁30里，新安县境内的居民几乎迁完。最后在当时两广总督的求情下，曾保留了24个乡。但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剩余的24个乡也不能保，近的撤到东莞，远的不知所终。及至康熙六年（1667年），由于新安县百姓已经全部北迁，堂堂一县衙门没有百姓可管，时任知县张璞奏请撤销新安并入东莞县，朝廷批准。康熙迁海令涉及中国所有沿海地区，而因迁界而被迫撤县的，新安县是绝无仅有的。"进士去求情全村得幸免

　　据考证，在新安县大规模迁界过程中，还有少数幸存的"钉子户"，其中一户就在今天的深圳沙井街道一带。当地恩德乡有一个三都衙边村，村里有位年轻人叫陈隽蕙，他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赴京师参加辛丑科会试，登马世俊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迁界之时，他正在家里等候皇帝任命，眼看靠晒盐为生的父老乡亲就要失业，他恳求迁界官员给一条活路。考虑到他可能前途无量，迁界官员给了他一个面子，同意这个村里的人可以凭借一道特许的腰牌进出，但只能晒盐，不能在村里居住。还有一户是香港新界地区的邓氏家族，他们虽然没有陈隽蕙这样的进士，但是家族势力不小，或许是打通了官府的某些关节，这个邓氏家族被准许撤到最靠近边界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深圳沙井茅洲河一带。据说，后来再次迁回今天的香港地区后，邓氏家族还把茅洲的南海洪圣大王请到了今天的香港元朗。

巡抚求复界总督被罢官

　　"迁界令"一直持续了将近8年。当时的广东巡抚王来任，非常同情新安北迁居民的悲惨遭遇，于康熙六年冒死上疏请求复界。他在《展界复乡疏》中写道："沿海边民，惨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妻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并指出"迁界"政策不仅给民间造成深重灾难，还使全省每年减少地丁钱粮30多万两，几十万失去生路的边民成为盗贼。然而，王来任很快被罢官，病死在广州，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也受牵连被革职。随后，山东巡抚周有德升任广东广西总督，內国史院学士刘秉权任广东巡抚，这两位官员也对迁海政策提出质疑，继续上疏朝廷，痛陈"迁界"之害。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清廷终于取消"迁界令"，准许康熙三年迁界地区居民回迁恢复原籍。同年七月，康熙皇帝下诏恢复新安县。至此，长达8年的北迁浩劫终告一段落。

　　新安百姓被迫北迁，深港地区沿海农业生产、渔盐采集、对外贸易都遭到巨大的破坏。迁界前，新安县人口6851人，盐丁3818人，国家征收赋税粮食11652石；迁界后，新安人口2172人，盐丁127人，国家征收赋税粮食2837石。由于人口稀少，清廷不得不从广东各地招募人丁迁居新安。根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每年都招入数十至数百居民来到这里，重新开垦荒地。迁界之前，新安县盐业发达，因迁界致盐业长期荒废，再加上珠江口海水逐渐变淡，盐质量大不如前，大部分回迁盐民不得已转以捕鱼、养蚝为生。

深港变迁

几大家族自宋南迁

　　一部深港地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原人民从北往南迁的历史，在深港发展的数百年中，这里迎来了多次的人口迁徙。中原人大规模迁入岭南始于秦朝，秦朝以后历代均不断有汉人迁入。

　　在清代以前，深港两地是重要的采珠基地，还盛产海盐，对于饱受战乱的人民来说，还颇有吸引力。据深圳地方史专家的研究，今天深圳和香港的几大家族都是从宋朝开始从北往南迁来，南宋末年，岭南地区形成移民高潮。迁海复界之后，大批的客家人蜂拥而至。

　　如今在深圳和香港两地都有较多人口的廖氏就是其中的一支迁徙的移民，根据廖氏的后人廖虹雷的研究，廖氏是廖叔安公第88世花公的后代，花公带着廖氏家族开始从河南迁到福建永定，元朝迁至广东兴宁，元正十年(1350年)由兴宁迁至新安(深港古称)，初住屯门，再住福田，后在罗湖山双鱼境内，发觉四面环山，有河流可灌溉，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于是定居下来。然后娶附近侯姓女子为妻，生下一子自玉(二世祖)。自玉生有如圭、如璋、如璧、如兴四子，如圭、如璋、如璧留居上水，遂分为三大房。如兴则迁居东莞县樟木头。留居上水的三房兄弟子孙繁衍，逐渐分门立户发展成门口村、莆上村、大元村、中心村、上北村、下北村及兴仁村等8个村子，因均位于深圳梧桐山下的梧桐河上，故名上水乡。600多年来，上水乡廖族人口增至21世纪的4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