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北京9月23日电(记者应妮) 易中天今天携新书《成都方式》亮相北京。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以历史文化见长的易中天在新作中大谈成都的农村改革。
事实上,在该书尚未面世前,就有人问易中天,“听说你要出一本《成都方式》,是不是讲打麻将摆龙门的休闲活动?”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易中天表示,早在2004年他就开始关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这一中国农村重大改革课题,并以学者身份于2005年暑期到率先开展这一活动的成都市,花两个月时间,实地走访改革一线,对变革亲历者逐个访谈。
200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了该书出版的契机。易中天对媒体坦言,自己所以对这方面兴趣十足,因为他为城乡统筹发展前后的现实对比所振奋。
本书用“访谈实录”和“追问笔记”形式,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成都的鲜活故事,并追问种种做法后面的想法。
尽管以《品三国》出名,让读者以为他是一个沉湎于象牙塔中的历史学者,但易中天表示,他本人仍然是个理论家,关注现实才是“主业”。
然而,交谈方式的客观性引起媒体质疑。他表示,这本书主要是想提供一个思路,而不是做具体的社会调查,“那样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我本人无法胜任的。”
“曾有媒体问我,如果在三国我愿意做哪个人物,我说愿意做陈寿;这次我做的事情就是陈寿做到,忠实纪录现实,留给后人去品评。”
成都方式:与李春城对话
作者:易中天 知名人文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李春城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都方式”。
李春城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记得去年春天,在龙泉驿桃花故里,你对我说,你们已经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时我其实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我又不是 “三农问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因为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而且,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作“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说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 “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作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 “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稳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基层又为什么重要?因为基层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政权的稳固必自基层始,基础的夯实必由民主生。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算不算“夯实基础”?
李春城说,这也算一个。第三呢?
我说,第三个故事是“再造生机”。谁的生机?政府的生机。为什么要再造?因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就是“由法律来规范”,而非“由权力来支配”。所以,市场欢迎法律的严格规范,拒绝权力的越位干预,更不用说非法干预。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变得很明确,一是制定规则,二是维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务。不过这样一来,原先的许多办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实际上,据我所知,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 “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